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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那是世界第四大家电企业海尔集团设在纽约总部的沙龙。位于世界金融中心的海尔大厦,其建筑风格、办公室和会客厅都十分日尔曼化,包括海尔集团的名字也一样。不过,请不要被表象所蒙蔽,旁边的几个汉字已经泄露了该公司的背景:海尔100%是中国的。它同样是一个成功的故事。海尔是中国成功走出国门的、独家拥有的品牌之一。在美国,海尔牌的小冰箱和小葡萄酒柜受到了年轻主妇们的疯狂追捧。为满足需要,已经在全世界差不多100个国家开了分厂的海尔,又特地于2000年在南卡罗来纳州新开了一家,目前该工厂正在全速运转。通过这种集体机制,该地区在20世纪后半期掀起了连续起飞的浪潮。这些浪潮形成了世界贫穷国家工业化和社会发展的起点。每一次浪潮都在工业国家中引起过恐惧,有时还导致了激烈的贸易战。在80年代初,法国普瓦吉埃地区的海关工作人员就曾扣留过日本的录像机。90年代,在国民议会的讲台上,一位议员举起标有“菲律宾制造”的小裤衩,试图阻止它在法国市场上的泛滥。这些自然的担心在事后看来显然是过分了。在地球的另一角澳大利亚,必和必拓集团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生产集团之一,它的领导人却急得直跺脚。40年来,他们一直开采着这种真正的金蛋——他们有世界上最大的铁矿储藏,自称为“鲸骨之山”。然而眼下,他们却满足不了中国的要求,他们没有巨型的矿石拖车将矿石从深井中运出来。尤其是他们需要更多合格的矿工,可是根本找不到!棋牌赌钱游戏平台大全离开农村的农民、被国营企业解雇的工人、刚走出学校的年轻人,这些人都是目前的工业革命在中国制造出的大量“劳动力后备军”。有几亿人在待命,准备接受任何报酬的工作,这个后备军的存在对工资的影响很大,对工作条件的影响也很大。在那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后备军已经逐渐被人口结构的变化消耗待尽。但是在中国,人们看到只有在十五年以后,人口的变动才能显示出实际的效果。资本家们早已懂得,为了使自己的产品得到购买者,就必须使职工获得足够的工资。这是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在20世纪初的天才直觉。在社会压力的影响下,他们认识到那些经过培训、身体健康的职工要比粗俗而孱弱的职工更有价值。这也就是罗斯福和他的福利国家政策。发达国家甚至接受了组织工会的自由,承认他们的职工有通过集体组织来保卫自己利益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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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提醒人们,中国如今已经成为世界的第三大进口国,也是美国工业品的重要买主。而且自2001年以来,在国外的各种市场上,中国的进步都最为迅速。对一些企业巨头来说,中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航空业的波音公司,洗涤剂业的宝洁公司,碳酸饮料业的可口可乐公司以及电子业的摩托罗拉公司等。中国领导人深知,他们可以指望华盛顿那些大出口商的院外集团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使美国政府不会过分冒险地使用自己的炮舰。为避免可能出现的偏航,中国领导人有时也会毫不犹豫地将一些令美国人垂涎三尺的大合同交给它的竞争对手。面对美国的不断袭扰,中国从未歇手。例如,在胸罩战中,中国当局表现得似乎若无其事。这种“波特”牌胸罩在美国市场上的销售受到了华盛顿的限制,中国并未正式反击;然而,中国当局谨慎地通知美国,中国的农产品采购团将搁置访美,其借口是在美国库存的准备向中国出口的大豆中发现了几条令人作呕的蛆虫。这是一个间接的反击,但直中心脏:大豆是美国向中国出口的首要产品,合众国首府的农产品加工业院外游说集团闻此马上闹翻了天!与上述的灾难性场景相反,一些支持“幸福的全球化”的人士则认为,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俱乐部是件好事,对其他成员不会造成损害。他们还抛出了更令人放心的预测:以后的世界是《未来的天朝大国》。不要担心,德盖尔芒特夫人!这些乐观主义者制作的影片试图使公爵夫人放心,他们向她指出,中央帝国将使老牌的工业化国家摆脱过去的艰苦工作,摆脱那些肮脏的垃圾,它还会给老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界提供新的巨大市场,它将迫使发达国家不断创新,去发明和设计更健康、更和谐、更幸福的生活方式。棋牌赌钱游戏平台大全今年4月,伊兹拉莱维奇先生来北京参加中法文化年的交流活动,其间,《参考消息》、《新京报》、《科技日报》、新华网、人民网等各大媒体都对他和《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进行了积极报道,中央电视台《今日关注》栏目还专门举办了他和外交学院院长吴健民先生就《当中国改变世界》引发的争议和话题进行的对话。

这种普遍不稳定的主要根源,是由于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条件已经被彻底颠覆了。中国的变革比历史上任何其他较小的工业强国的出现都更大、更持久,它迫切地需要能源和原料,其巨大的需求使这些产品的价格在全球市场上飙升。它拥有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它的报价直接或间接地压低了世界劳务市场的价格(工资水平)。这样一个新建立的价格体制肯定是过渡性质的,那也正是近几年来人们那么关注金融问题,一会儿担心通货膨胀,一会儿又担心通货紧缩的最终原因。人们依靠自己的创新、投资以及想象力,可以减轻全球的能源紧张关系,通过培训、请愿和创造力,也可能减少劳务市场的压力。但考虑到中国幅员的广大,这种过渡将会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全世界范围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和劳动力价格下降,可能会持续多年,这方面的调整工作只能逐步地进行。对于自然资源丰富、拥有大量原材料与能源的国家来说,这会是一个好机会。而对于那些只依靠自己的廉价劳动力来求发展的国家而言,则是一种灾难。这是造成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这种变化会有利于太平洋沿岸的国家,而不利于大西洋沿岸的国家。中国的腾飞将在无意中有利于一些国家的发展,而有害于另外一些国家,例如,巴西可以得利,而墨西哥将受害;哈萨克斯坦可以受益,波兰却不行。中国使全球经济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普遍不稳定的主要根源,是由于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条件已经被彻底颠覆了。中国的变革比历史上任何其他较小的工业强国的出现都更大、更持久,它迫切地需要能源和原料,其巨大的需求使这些产品的价格在全球市场上飙升。它拥有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它的报价直接或间接地压低了世界劳务市场的价格(工资水平)。这样一个新建立的价格体制肯定是过渡性质的,那也正是近几年来人们那么关注金融问题,一会儿担心通货膨胀,一会儿又担心通货紧缩的最终原因。人们依靠自己的创新、投资以及想象力,可以减轻全球的能源紧张关系,通过培训、请愿和创造力,也可能减少劳务市场的压力。但考虑到中国幅员的广大,这种过渡将会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全世界范围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和劳动力价格下降,可能会持续多年,这方面的调整工作只能逐步地进行。对于自然资源丰富、拥有大量原材料与能源的国家来说,这会是一个好机会。而对于那些只依靠自己的廉价劳动力来求发展的国家而言,则是一种灾难。这是造成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这种变化会有利于太平洋沿岸的国家,而不利于大西洋沿岸的国家。中国的腾飞将在无意中有利于一些国家的发展,而有害于另外一些国家,例如,巴西可以得利,而墨西哥将受害;哈萨克斯坦可以受益,波兰却不行。中国使全球经济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人每年要消费16,900亿支香烟,每年有10万人死于公路事故,在这片土地上,有170座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6,000万会弹钢琴的人……人们还可以继续无休止地罗列它的各种最高纪录。中国实际上自古就是一个硕大无朋的帝国,这些数字对它而言既不新鲜也不独特。然而,它的硕大无朋却使它的腾飞具有了非常新鲜和独特的性质,成为前所未有的大事件,与以前在工业革命中起飞的小雁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一个具有世界人口20%的大陆国家正在进入工业世界,它所产生的影响与当年占世界人口仅2%的一个小群岛国家(日本)、乃至一组小群岛和小半岛进入工业世界时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能一样的。中国的巨大将迫使人们重新考虑全球化的风险。第三个要素是时机的独特性:中国的起飞赶上了网络和喷气式飞机的时代,环球旅行变得方便而便宜。工业化的先驱者们在19和20世纪开始冒险之旅时,它们周围的世界是相互分隔的,距离是贸易的严重障碍。此外,世界贸易还受到技术、规则或政策的诸多限制。这种情况到目前已经完全改变了。当中国敲响工业化国家俱乐部大门的时候,物资、资本和人员的流动已得到了极大扩展。这样的流动性主要是由新型的交通工具、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以及世贸组织(WTO)的推动带来的,中国也于2001年正式加入了该组织。

2004年秋,爱丽舍宫,中国的企业家李东生(他的英文名字正好也叫“汤姆逊”)来了,就像东方的夏日骄阳一般照亮了皇家公园。这位46岁的TCL公司老板受到热烈欢迎,被来自法国企业40强的领导人团团围住。由于他推动了TCL与法国汤姆逊公司在电视机领域合作,与阿尔卡特公司在电话领域结盟,促进了中法之间的交流,这位中国电子业巨头受到了雅克·希拉克总统的特别青睐,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李总裁对自身经历的描述简直够得上一部真正的长篇小说。和同时代的其他年青人一样,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经去农村插队两年,但后来成功自救,重新完成了学业。在广东工学院拿到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证书时,他刚好24岁。这位年轻人对北京吹来的新风十分敏感,1982年,他和几位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建了一家磁带盒公司。当时,广东惠州一家企业的老板借给他600美元,使他得以起步。从磁带盒起家,他转向了电话机和电视机。在中国市场上,他以比西方竞争对手便宜两倍的价格销售大屏幕电视机。随后,他又投身于移动电话。是命运之神帮助他打开了这扇荆棘丛生的市场之门:他第一个在手机外壳上镶嵌珠宝,立即大获成功!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先生的著作还包括:《等待我们的这一世界》(Ce monde qui nous attend, 1997),《疯疯癫癫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e zinzin, 1999),《不先生——若斯潘与法国经济》(Monsieur Ni Ni, Jospin et l'économie, 2001),等。海尔的奠基人张瑞敏也是当今中国的一位英豪,有一部长篇史诗式的电影——《首席执行官》叙述了他的成长故事。1984年,年轻的政府官员张瑞敏决定弃政从商。在青岛,这座距北京800公里外的港口城市,他收购了一家身陷困境的冰箱厂,紧接着又收购了第二家,再后来是另外几家,全都是冰箱厂。他让这些厂子转产,有的生产洗衣机,有的生产空调等。从90年代初开始,他成为国内无可争辩的龙头老大,占领了全国家电市场40%的份额,而且仍然在不断前进。从他所在的港口,张先生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他要在那里创造出全球品牌。20年来,海尔的销售额每年增长70%,凭借100亿美元的营业额(其中有10亿是外销),他成了业内的世界巨擘。英国《金融时报》的民意测验表明,海尔是全世界最受尊敬的中国企业。张瑞敏先生是杰克·韦尔奇的崇拜者,与此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他并不想就此止步。人们一向认为,中国没有世界品牌。而海尔在昭示:他们的断言很快就要作修正。表面上看,北京城里的商贸中心与其他地方的并无两样。密集的人群在那里挤来挤去,到处是广告牌,争相招徕顾客。七层大楼层层有滚梯相连,每层主营一类商品。二楼是鞋子和女式服装,三楼是男式服装和儿童用品,四楼是电信、电话机,如此等等。入口处是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那里正好有两三位乞丐,成为中国都市中一道新的风景。这里与一般的大商场一般无二,但唯一不同的是,这里只卖“假货”,真正的“假货”,假锐步,假威登,假万宝龙,假索尼,不胜枚举。

离开农村的农民、被国营企业解雇的工人、刚走出学校的年轻人,这些人都是目前的工业革命在中国制造出的大量“劳动力后备军”。有几亿人在待命,准备接受任何报酬的工作,这个后备军的存在对工资的影响很大,对工作条件的影响也很大。在那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后备军已经逐渐被人口结构的变化消耗待尽。但是在中国,人们看到只有在十五年以后,人口的变动才能显示出实际的效果。资本家们早已懂得,为了使自己的产品得到购买者,就必须使职工获得足够的工资。这是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在20世纪初的天才直觉。在社会压力的影响下,他们认识到那些经过培训、身体健康的职工要比粗俗而孱弱的职工更有价值。这也就是罗斯福和他的福利国家政策。发达国家甚至接受了组织工会的自由,承认他们的职工有通过集体组织来保卫自己利益的权利。为了遵守WTO的“贸易相关产权”协议,并取悦华盛顿,北京正在努力就此立法。但是法律和现实之间的鸿沟依然很深,这种局面还将继续很长一段时间。2003年,美国的辉瑞制药集团欲阻止中国当地的12家实验室生产“伟哥”,中国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却拒绝对该药实施保护,借口是它既不是新药,也没有疗效。这样的案例并不鲜见。该国的律师们为此推波助澜,他们说,在中国文化中,“仿非偷也”。于是,盗用商标、盗窃知识和技术的行为并未受到应有的指责,也不被认为是犯罪。早在17世纪,西班牙牧师多明戈·纳瓦雷特就曾写到:“中国人极擅仿冒之技,凡欧洲百物,过目即可仿制也!”今天,中国并不打算固步不前,北京的领导人也不掩饰追求独立自主的意志,他们都认为,经济活动不应该停留于仿制,而是必须竭力进入第三阶段——创新的阶段。为达到这个目的,通过严肃的立法来反对制假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将需要很多时间。棋牌赌钱游戏平台大全为什么18世纪的工业革命会在欧洲爆发,而没有发生在中国,从而导致了欧亚大陆两端的“大分流”?美国一位大学教授彭慕兰最近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是《大分流》,他重新提出的这个问题使学术界陷入激烈的争论中 。一些人,例如彭慕兰,认为原因在于欧洲的煤炭更容易开采;而另一些人,例如英国人戴维·兰德斯,则强调制度系统的优越性(与中国相比,英国的体制更有利于发挥个人的主动性);还有人强调政治环境的差异。今天,这些区别都不重要了,世界出现了“大趋同”的形势。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是想说明,如果说很多新加入经济强国俱乐部的国家还只不过是些“新手”,那么中国则是一个重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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